1～2月（夏历十二月） 作七律《冬望》。[149]
3月 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此文又名《论中国事件》，3月19日以马马维奇的名字首先在加拿大共产党机关报《加拿大论坛》发表，苏联塔斯社当即据此作了报道，并于3月28日由苏联《消息报》摘要发表，3月31日由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印成俄文小册子，并出版英、法、日、西等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万字，共分三部分：1.两条道路的斗争；2.毛泽东在国内犯下的十大罪状；3.毛泽东在国际事务中犯下的五大罪状，全文主要内容是攻击毛泽东。
文章一开头即说：“1966年下半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以及在其压力和欺骗下成立的红卫兵造反组织，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着手搞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和确立他自己的反动的军事恐怖专政。”为证明这一结论，他列举了毛泽东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十大罪状”：从中国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中彻底消除马列主义，用自己的反马列主义的思想代替马列主义；建立实质上反共的政党；摧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关，代之以他个人的反动军事独裁机构；摧毁人民解放军，分裂它的队伍，使它成为他个人掌握的反共反人民的盲目工具；践踏工人阶级，分裂它的队伍，迫害劳动农民，破坏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对少数民族实行最野蛮的大汉族沙文主义政策，残害他们的革命领导人和干部；千方百计庇护民族资产阶级，同国内外反动派携手合作。王明在作了这些列举以后，随即下结论说：“这十大罪状极其明确地证明”，“毛泽东搞的不是什么‘文化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军事政变”，这样，“毛泽东及其集团”就“竭尽全力把中国拉回到政治反动、经济混乱、文化倒退和极端贫困的黑暗道路上去”。
王明认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本人策划的对内反党反人民、对外反苏反国际共运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正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毛泽东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团只有几个人，在他们中间，毛泽东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是他的老婆江青”，发动政变的工具是“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章最后说：“既然这国内十大罪状和国际事务中的五大罪状是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在他亲自领导与指挥下犯下的，那么毛泽东不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而且也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敌人。他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成了整个先进的爱好和平的人类的共同敌人。”
在这篇文章中，王明引用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的两次讲话，来证实自己的结论。一次是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3月10日会见选民时说的话：“‘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神话”，“倒更像反动的军事政变”。[150]另一次是他1967年9月7日在布达佩斯的讲话：“毛泽东集团所称的‘文化革命’，更正确地说，应该称为反革命”。[151]王明认为，自从勃列日涅夫讲话之后，中国发生的事件，“会完全证实这一马列主义评价的绝对正确性”。
R.A.伯顿在为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写的前言中，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最恶毒的反毛文章。塔斯社当即据此谩骂编发了报道，《消息报》即予刊载。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多年来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王明，又显然是在苏联庇护之下，再次和毛泽东公开厮杀起来。”[152]
3月30日 作七律《即事随感》。[153]
4月1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154]
4月18日晨 作双七律《心多力少》。诗曰：
去岁今春病太频，脑筋休息又何曾？
盘旋中外古今事，习惯东西南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