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被押回巨野，进了监狱，二哥下落不明。大哥去岳父家借来路费，去济南找二哥。听说二哥跳车后，坐上火车又回到济南，拿走自己的衣服，跟朋友借了一两黄金、几块银元。
有一天夜里，很多人带着枪把俺家的小院包围了，叫全家人都站到院里。那时候全国都解放了，俺十二岁，抬头一看，房顶上也有人，以为这是要杀俺全家。他们没杀俺，好像来找贵重东西，屋里屋外翻，没翻出来啥就走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来找二哥的，据说有人看见二哥回家，那些兵都是巨野的。
还有一次，天黑了，有个侄子到俺家说：“俺二叔叫人家抓住了，在庙门前歇着呢，俺听见他们喊‘姜士魁’，要往巨野县押解。”
大哥放下饭碗就跑，俺也跟着往外跑。还没等跑到，大哥回来了，说不是，这个人跟二哥重名，全家揪起来的心这才落下。
俺们兄妹五个，二哥最不让爹娘省心。娘去世的时候，不知道二哥是不是活着。一九八○年，爹收到二哥从东京转过来的信，说他在台湾高雄。爹拿着二哥的信看了好几天，眼里含泪，一遍又一遍问：“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可惜，爹没等到二哥回家就去世了。
二哥回过两次老家，一次是一九八八年，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二哥头一次回百时屯，邻居指着二哥问二嫂：“这人是谁啊？”二嫂打量半天说：“不认识。”邻居指着二嫂问二哥：“这人是谁啊？”二哥摇头说：“不认识。”分开四十年，他们都老得不像样了。
一九九○年十月，孩子们在二哥送的电视机前看北京亚运会，俺连着几天心慌、失眠。后来接到信，说二哥在高雄去世了，他那年六十二岁。
俺舅
姥娘家有很多枣树。农历七月二十，枣红了。看见哪里有红枣，俺舅就用长竹竿子搁捞（搁捞：搅动），姥娘在地上拾枣。
姥娘想看看树上还有没有枣，抬脸看的时候，一个枣针尖儿扎到眼珠上了。找了好几个眼神好的，谁也看不见枣针在哪里。姥娘疼得受不了，舅心疼姥娘，吃不下饭去。他是个老实人，没出过远门，这次带了很多钱，领姥娘去菏泽看病。
那时候，交通不便，姥娘又是小脚，一路花费不少钱，看了很多先生，吃了很多药。有的时候，吃完药疼得轻点儿；有的时候，吃完药一点儿用没有。到哪里也没找到那个枣针尖儿。姥娘的眼一天比一天鼓起来，合不上眼。
姥娘有三个闺女、一个儿，娘最大，舅最小，娘最疼舅。姥爷去世早，娘供舅上学。这回姥娘有病，娘和三姨也拿了钱。二姨很孝顺，自己没有钱，在家不当家。
姥娘的眼疼了三年，眼珠子耷拉到眼皮外边，很吓人。没钱治病，舅卖了不少地，花很多钱，也没治好姥娘的病。三年以后，姥娘去世了。土地改革时，舅没剩多少地了，定的成分是中农。
一九四九年秋天，俺家从济南回到百时屯，舅去看娘。看见家里啥也没有，舅哭了，他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只是说：“这屋里啥也没有，你们这九口人咋过呀？”娘说：“慢慢过呗。”
当时，大表哥跟大表嫂刚结婚。舅把粮食留够他俩吃的，剩下的粮食、地瓜、大萝卜、胡萝卜都给俺送来了。
舅把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娘问：“你把粮食都给俺送来了，你大人孩子吃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