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是周日，我们从但泽出发，动身赶往格劳登茨。我们只带着很少的行李，但要跟上队伍依然很困难。对那些实在走不动，坐在路边喘气的人，俄国人会大声催促：“快点！快点！“如果这种方式无效，他们就会对准那些筋疲力尽者的后脑开上一枪。俄国人无情地驱使着我们。我们在霍亨施泰因和劳登(Rauden)空荡荡的谷仓或房屋内过夜，这些建筑通常都已遭到部分破坏，于第三天到达了格劳登茨。我们每天只能得到一份热汤。
我们被关入格劳登茨的监狱，40名妇女挤在一间单人牢房内。再一次，我们受到审讯和分类。我们每天获准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一次，双手放在背后，彼此间不得交谈。4月17日，我们这40人被塞入一列牛棚车，20人一排，坐在光秃秃的车厢地板上，像沙丁鱼那样挤在一起。就这样，2 200名包括妇女、孩子和老人在内的无辜平民，被这列长长的货车送往乌拉尔山区。[29]
5月6日，火车到达哈萨克斯坦的1090号营地。这些德国人的任务是铺设一条通向附近镍矿的新铁路线。第一个月便有20人死去。大多数人从事了三年苦役后才被遣返回德国。
1945年1月底，格特鲁德·西诺夫齐克和她的女儿布伦希尔德逃离了位于东普鲁士的家，但在比朔夫施泰因(Bischofstein)附近被苏军先头部队超越。1945年4月，15岁的布伦希尔德和她的母亲被分开，经因斯特堡被流放至苏联。她一直待在一座劳改营内，直到当年秋季，一个国际委员会视察了这个营地：
一天，一个外国委员会出现在营地，并问我们，是不是自愿到这里来参加苏联的重建工作。两名妇女告诉他们，俄国的GPU(政治保卫局，相当于秘密警察)像赶牲口那样把我们聚拢到一起，在因斯特堡把我们赶上牛棚车后送到这里。这个委员会离开后，苏联看守们心慌意乱。接下来的几天，营地和营地的医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医院里的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被送上一列带我们回家的火车，车上还有来自其他营地的人。
10月5日，我们到达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在这里，我们接受除虱消毒，并获得了三天的口粮。第二天，我们再次动身，经过柏林赶往里希滕堡(Richtenburg)。[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