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宣扬所谓的布洛姆贝格大屠杀，导致对波兰人的仇杀。

通过非法限制出行、大规模驱逐和歧视，对波兰社区施加迫害，参与将波兰儿童从其家庭非法转至德国家庭的事务，破坏波兰的文化和宗教活动。

尽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控方没能在福斯特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之间建立起明确的联系，因此，无法直接指控他与集中营有关。与当时大批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一样，福斯特辩称自己不过是按照柏林的指令行事，并曾竭力试图减小其影响。4月29日，他得到意料中的裁决：他被判有罪，并被判处死刑。为福斯特指定的波兰律师拒绝向法庭申请减轻处罚，理由是“福斯特的罪行和罪状实在太大，根本无从考虑减轻处罚的问题。“[39]

接下来的几个月，福斯特写了许多信，另外还有一系列文章，除了另一些事务，他也谈到战前的外交关系。他认为，直到1939年前，希特勒一直是波兰人的好邻居，波兰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出现紧张，主要是因为英国人耍弄的阴谋诡计。1951年6月，波兰秘密警察将他带离但泽监狱，接下来的几个月他在哪里度过一直不为人知。有人认为他被苏联人关押，为换取活命，他帮着苏联人撰写了一份详细的纳粹党党史。在某个阶段，他又回到但泽，1952年2月底，他从但泽被带至华沙，在那里被绞死。福斯特被处死的消息没有公开，以至于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直有传闻说他还活着。

从哈森莫尔附近的拘留营获释后，大区领袖、帝国防务专员、帝国专员埃利希·科赫留在该地，以罗尔夫·贝格尔少校的化名跟其他难民们住在一起，一直没被发现。他知道自己被控战争犯罪并遭到通缉。约德尔大将和其他人已告诉审讯者，科赫本人对发生在乌克兰的多起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这位帝国专员曾多次超出过他应有的权限。尽管科赫毫无疑问地对东部的许多罪行负有个人责任，但约德尔他们多少有些推卸罪责。由于科赫潜逃，他成了别人轻而易举的替罪羊，这些人的证词对科赫犯下的罪行加以夸大，以此来减轻他们自己的罪责。国家社会主义政治中的个人恩怨曾是科赫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这种恩怨也造成了影响，他的宿敌抓住这个机会对他施加报复。尽管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有一个帮助党卫队高级官员潜逃(主要是逃至南美)的秘密网络存在，但科赫过去树敌太多，这个秘密网络即便存在，也不会对他开放。

战争结束时的42名大区领袖，一人死在战斗中，十二人自杀身亡，三人死因不明，还有一个被党卫队处决。除了四人外，其他大区领袖都被逮捕，他们受到的对待迥然不同。七人被判处死刑(例如阿尔贝特·福斯特)并予以执行。其他人经过一段短暂的拘押后获释。科赫对自己在东部的所作所为心知肚明，无论是政敌的夸大还是被当作替罪羊，都无法使他获得从轻处理。

对科赫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无法摆脱自己的过去。他始终没能为自己的新身份编造出一段详细的背景，这已经非常可疑，而当科赫参加难民们组织的会议时，他又无法抵御诱惑，对聚集的人群发表了讲话。他甚至获得参加难民代表竞选的提名，就在这时，他被人认出。1949年5月24日，成功躲过审查的两年后，他被英国占领军逮捕。

科赫被带至比勒费尔德(Bielefeld)，他被关押在那里，等待着对他的诉讼。1949年6月，波兰政府提出引渡要求，当年8月，苏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而德国人(特别是那些东普鲁士难民)则要求让他在德国接受正义的审判，但要求引渡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玛丽昂·登霍夫现在是汉堡的一名记者，她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波兰人被强行逐出他们的故土，被当做苦力使用，大规模屠杀，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屠杀，并对两种观点加以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