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按优待条件，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但随着时局变化，很快失去了保证。定王后裔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毓朗的积蓄和地租，朗贝勒府在京畿、河北每年能收地租七八千元。民国9年（1920），毓朗去世，定王一系子孙生活愈发困难，最终决定出卖王府。定王府第位于西城缸瓦市，占地40余亩，是京城内一座很著名的府第。《啸亭续录》曾提到第二代定亲王绵恩让“护卫赵吉玉为之点缀园庭，任其通下吏，苞苴动辄巨万“。定王府原为清初巽亲王满达海（代善第七子）府第的一部分，前后经营了200多年。民国17年（1928），由毓朗子恒馞、毓盈子恒兰出面将王府售出，买方为华比银行买办，出洋15万。恒馞是京城内有名的纨绔子，后趋于贫困，穷愁潦倒。
以上诸王府的变化，是民国年间宗室贵族殊途同归走向破落的一个缩影。尽管收入中断，依旧挥霍无度，开支庞大，入不敷出，只好靠变卖王府、土地、珍宝、古董维生。再加上日伪及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富商大贾和外国教会的巧取豪夺，他们中多数人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关于这类贵族的结局，见于记载的还有另外几例：
末代礼亲王金睿铭，晚年家境衰败，以府内秘方卖给同仁堂药铺制药，借银度日，所欠债银达数万两之多，后来不得不将位于海淀镇的名园抵债售予同仁堂。民国16年（1927），礼王府的前半部分租与了由蔡元培任校长的华北大学；32年（1943），经日本人市谷留治郎介绍，将王府售与“满铁“，金睿铭全家搬迁到了吴量大人胡同居住，没过几年就一贫如洗了。[57]
镇国公载泽，宣统年间长度支部，财权在握，入民国后，因府用浩繁，生计日绌。府中管事人某，把持府中诸事。遇有用款，由他向外挪借。其实所借之款，多是他历年所侵蚀，而另由他人冒充借主，肆其盘剥。载泽虽知其弊，但事不躬亲，已成习惯。若干年后，凡府中一切地租凭照，及其他动产等项，概入管事人之手。府用益形拮据。管事人看到已无利可图，拒绝代为借款，载泽病故时，几至无以为殓。载泽有女年已及笄，自愿鬻身葬父。幸得故旧闻知，发起泽公遗族维持会，垫款完葬并偿还旧债。[58]
据说，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的官司。[59]有的王公子弟，穷途末路，竟至掘祖坟，盗宝物。[60]他们不仅不能恪守祖训，连起码的廉耻之心都丧尽了。
四 复辟梦的破灭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清王朝，使爱新觉罗皇族及宗室王公从权力地位的峰巅猛跌下来。某些不识时务者，从跌落之日起，即把复辟迷梦作为最高理想。他们自知势单力薄，难以“挽狂澜于既倒“，便把复辟梦的实现寄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