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忿心情，还记得向祖宗灵牌发过的报仇誓愿。我这个自认的佛库伦后裔和复兴满族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步步走向消亡的命运，我不但未曾加以扭转，而且只能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只是在声称扶持满族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了可靠的前途。[78]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政府特赦，从此，他不再是落魄的末代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一位“普通公民“。这是溥仪后半生的起点，也给整个爱新觉罗族裔带来希望。
溥仪被特赦后，先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下属的北京植物园工作。不久，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开始处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1964年，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付梓印行。在这部著作中，人们可以了解到末代皇帝坎坷的人生足迹，以及由战争罪犯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不妨说，在溥仪的经历中，几乎浓缩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过的所有风风雨雨。
然而当溥仪憧憬未来时，大概没有想到还会遇到阴霾蔽日的日子。1966年夏季“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一场人类历史罕见的大浩劫降临中国。一时间，是非颠倒，黑白莫辨。尽管有周恩来总理的关照，溥仪及其亲属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67年10月17日，溥仪带着对这场“大革命“的困惑与不解，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终年61岁。
溥仪的胞弟溥杰，清王朝覆灭以后，曾积极主张复辟清朝，先后三次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学校学习军事。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专为他安排婚姻，并制定了《帝位继承法》，规定他和嵯峨浩所生的男孩可以继承伪满洲国的王位。可见，溥杰在当时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所以，溥杰在战后也成了战犯。溥杰在1960年获得特赦，获释后，同溥仪一样得到政府安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溥杰继承了溥仪原有的地位，成为满族人士的主要代表，并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溥杰夫人嵯峨浩是日本华族，在贵族阶层有许多亲友，包括天皇也是他的亲戚；在旧军人中也有不少老同学。中日两国绵亘半个世纪之久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溥杰身上得到了集中反映。溥杰和他的家人，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努力奔走，做了大量工作。
溥杰多才多艺，擅长诗词和书法，是爱新觉罗氏最有学问的长者之一。他生长在王府，熟悉贵族生活，于清季宫廷内幕，亦多所闻见。在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期间，写有《清宫会亲见闻》、《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等文，均收入《晚清宫廷生活见闻》。是研究晚清史、民国史，尤其是爱新觉罗皇族史的珍贵资料。《溥杰自传》出版于1994年4月，与溥仪《我的前半生》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堪称清季以来爱新觉罗皇族史的姊妹篇。遗憾的是，溥杰病逝于这年2月，未能看到自传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