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是伊势商家出身的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的本意并非宣扬儒教和佛教，而在于表现“物哀“，他阐明艺术不只是道德、宗教的手段，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强调恋爱才是人类真情最为切实的表现，日本古代文学艺术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爱情主题，是因为它们符合文艺的宗旨，而斥之为好色只不过是儒教的伪善。可以说他的言论从正面批判了封建思想，显示了新的思考维度。
尽管如此，国学家的视野仍局限在为古典研究打开新的天地，并没有跳出古典的框架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在继承国学传统的人中，也出现了菅江真澄这样的人物，他的足迹踏遍了信州、东北等地的农村、渔村，仔细考察了连名字都没有的百姓生活习俗，写成了一部容量庞大的游记，并加入了自己画的漂亮插图（图61），他的著作成为很久以后的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不能断言国学家中的所有人都无视古典以外的事物。但是，即便是真澄，其意图也并不是要在变化的历史现实中把握民众的生活，而是采取了通过民间传承研究古代生活习俗的向后回望的姿态。首先，真澄是否可称为国学家尚且有待商榷，作为一个旁系另类人物，他自然无法成为将国学从已经走入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的突破口。
国学的主流封闭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甚至这一文献学的客观精神也被它自己背叛了，在世界观上也有着陷入了非理性神秘主义的一面。与国学相比，科学态度远在其之上的则是兰学，或者说洋学。
图61 菅江真澄著作插图（引自男鹿史志刊行会《新译真澄翁男鹿游览记》）
国民的视野被锁国政策遮蔽了，看不到世界的动向，即便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憧憬、学习热情依然无法阻挡。新井白石很早就开始关注西方社会，他从企图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人西多迪那里打听世界的情况，写了《西洋纪闻》这本世界地理书。恰好在此前后，采取锁国政策的日本留下的唯一出口—长崎，与荷兰之间有着贸易往来，人们以此为窗口，坚持努力学习西方文化。有人来长崎游学以及荷兰洋行人员一年一度的“江户参府[62]“，都被憧憬西方文化的人当成绝佳的机会加以利用。于是，只不过是一名贸易公司职员的洋行经理不得不穷于应付回答各种理论上的问题。
同时，统治集团也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认识到利用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必要性。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了推行增产兴业的政策，重视实用的知识理论，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关注荷兰的天文、历法等，奖励兰学。只是，由于打击天主教，阅读西方读物受到严格限制，略懂一点荷兰语的只限于长崎的荷兰语译员，因此，学习西方的学术理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医师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通过人体解剖实验确认了荷兰解剖书极其准确，而中国派的日本医学书则很不可靠。于是，他们经过呕心沥血的钻研，完成了对荷兰解剖书的翻译工作，1774年（安永三年）以译名《解体新书》出版发行。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在玄白的《兰学事始》中有详细的叙述。自此以后，通过荷兰原著学习西方学术理论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