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从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对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生硬和强凑之感。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由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最后想说的是，以上所有的分析论说，只是基于作者还未完全展开的论著而言的，所以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笔者都不敢自信。也因此，我们更加期待阅读作者在该书基础上将要完成的两部新的大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