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本书的结论。作者认为哲宗亲政、徽宗朝政治实践是神宗以来政治理想的异化，之所以发生异化，原因在于追求理想政治秩序在北宋晚期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实践却不能给这种政治理想以实现途径。各种“党争“正是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因此“将新旧党争相关问题作为北宋后期政治史的主要线索，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第280页）。对于与士大夫政治紧密联系的皇权，作者认为讨论皇权强弱的趋势，无论是在权力的技术层面还是观念层面，都难以成立，应当“超越权力大小测定的思路，深入到皇帝权力组成性质资源运用方式“（第282页）。

二

本书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多个方面对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有重要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制度分析与政治形势分析结合，对北宋晚期政治体制研究颇多新见。作者对中枢机构，特别是宰执的分析，在充分考虑特定时期的政治趋向的前提下，注重不同宰执在整个中枢权力结构的位置，如对垂帘体制下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徽宗朝蔡京以“公相“总治三省事，从其视事频率入手，分析其“名位“与“职分“的错位，深化了对不同时期中枢权力的认识，进而达到对不同时期中枢权力结构更为准确的把握。对元祐三省聚议、宣和枢密使院长贰，也从官员构成、任职时间、签署文书等角度梳理其权力重心所在。对徽宗朝应奉的研究，厘清了不同时期应奉从地方至中央的层级，及其与监司等机构的关系，重在体现其作为一个新的财赋系统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与徽宗各种营建的关联。这些都体现出作者强调的“制度变化必须结合政治形势的变化理解“（第159页）的研究方法，人的活动与制度架构的结合，可以看作“活的制度史“研究的典范。这些新见无疑会推动中枢体制、赋税制度等政治体制研究。

第二，“政治文化“作为研究框架表现出很强的解释力。政治文化在本书中既表现为原则，也表现为实践，将政治理念与相应实践并行观察，在对历史现象的分析中优点明显。政治文化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以更包容的视角考察看似矛盾的政治原则和实践。如苏轼、程颐在元祐时所遭遇的质疑，单纯从元祐士大夫政治倾向颇难解释，但是如作者所分析的，在反思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文化下，苏轼、程颐两人与王安石个人特征的部分重合，引发不同立场的臣僚疑虑，进而引发对两人担任要职的反对，这一结论是成立的。作者在消解元祐初党争界限的同时，将这种安排与司马光的政治构想关联起来，指出司马光言论多元与臣僚选择的关系。对于徽宗朝“丰亨豫大“与各种营建，从政治理想、政治取向等政治文化不同层面分析，摆脱了对徽宗朝各种措施的简单否定。对于北宋晚期总体的政治走向，作者从政治文化层面分析，指出其被“意识形态化“后带来的是政治原则与政治实践的异化这一整体认识。

第三，扩展北宋晚期政治史研究范围。该书研究不但涉及传统政治体制研究的较多面向，包括中枢制度、公文制度等，还延及其他方面。主要表现在徽宗朝政治体制文化研究方面。如对应奉的研究，不简单归为徽宗为个人享受而敛财；对徽宗的各种营建，从徽宗呈现圣治的政治层面进行分析；对于徽宗苑囿兴建与蓄养白鹤、鹿等，从展现祥瑞的政治目的分析。而对上述现象的既往研究皆将之作为徽宗朝奢靡无度的例证。这些分析讨论，对于拓展政治史研究对象，从政治史层面理解纷繁历史现象，无疑具有意义。

第四，将北宋晚期作为整体分析，体现政治连续性。元祐、绍圣两个时期的政治转变是北宋政治史上的剧烈变动时期，作者在分析两个时期臣僚更替时，特别注重变动前的政治格局考察，如述列元祐前蔡确等对新法的部分调整的主张，绍圣前高氏引入部分出入新法的臣僚等，绍圣编类臣僚文字到崇宁元祐党籍之立，使看似突变的政治事件，皆有痕迹可寻，展现出北宋政治演变的连续性。

第五，跳脱“斗争史“的努力值得赞赏。作者在本书开篇即强调，以权力斗争或利益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有待反思（前言第1页）。这种反思落实在具体研究中即是对元祐党争的重新讨论。如对苏轼、程颐的争议，指出其非蜀洛党之核心。对车盖亭诗案的分析，作者重点区别高氏与其他臣僚的出发点不同，高氏在维护自身权威，而刘安世等则意在借机打击元祐臣僚中的温和派，故而因诗案被黜的官员中多数系温和派。

第六，体察人物心理入微。作者对司马光的政治主张的分析，说明了其政治主张在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在位时期的微妙变化，令人印象深刻。对司马光本人的政治思想的把握也较为准确。在分析元祐初政治布局时，对垂帘的高氏心理做了细致分析。特别是对哲宗的分析，突出了这位幼年即被大臣规训的皇帝，对元祐臣僚的复杂心理；通过对曾布记载的研究，又展现出在亲近臣僚面前，这位皇帝丰富的情感。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情感体会，结合相关的政治活动，使相关分析入情入理。

第七，观点鲜明。作者在各章叙述前，均明确提出观点，并围绕主题展开分析，结论部分则回应本章主题，重申观点。对于本书结论，读者见仁见智，但作者的观点一目了然。明确提出观点，并围绕观点展开，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