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发展中国家是一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世界的劣点兼而有之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对发展中国家内部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落后状态和贫困致使资产阶级没有机会获得担负社会领导任务所需的经济力量、真知灼见和自信心，这也和资产阶级本身长期以来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和文化的价值观有关。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既要同国内封建领主也要同强大的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他们只是一味地顺应现存的秩序，因而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既吸收了封建主义的弊端也吸收了资本主义弊端的政治经济混合体。巴兰明确指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不能唤起和领导人民群众，从而把他们推向了社会主义激进派的阵营，而激进主义的增长又把资产阶级推向了与寡头和垄断势力反动派的结盟；由共同利益和共同恐惧所紧密结合的这个联盟又把人民群众进一步推上了激进主义和起义造反的道路，因而面对着这种政治经济混合体，一场社会革命即将来临。
第三，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经济发展的出路。巴兰在对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市场结构、生产要素、投资状况等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来实现经济增长是徒劳的，而发展工业才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途径。因为只有提高工业生产率，才能使农业生产者获得农业机器、肥料、电力等；只有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才能提高农业工资，并促进农业经济现代化；只有发展工业生产，才能把机器所排挤出来的农业劳动力吸收到生产性职业中去。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阻碍工业发展的因素除了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储蓄短缺、缺乏外界有利因素、社会合理性和个人合理性之间的分歧外，还有政治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因素。发展中国家要走上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路，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结构进行激烈的整顿，就必须打破封建地主、工业保守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等阶层的联盟。任何外来的经济援助，都不可能代替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国内变革；任何外来的军事援助，也都无法制止人民群众不断积聚的爆发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必须扫除已经死亡的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体制，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和社会气氛，必须使整个国家充满事业心和自由的新精神。
1957年，巴兰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正式出版。他以"经济剩余"范畴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与不发达社会之间在经济增长中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问题作了极有影响的论述。
沃勒斯坦从世界体系整体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变化的分析，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趋向，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作了很好的现代阐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狭窄的民族历史已经转变为广阔的世界历史，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产生，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形成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形成，国家和民族只是世界体系这张"网"上的"结"，它的发展必然会受到"网"的制约；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其次，他以多学科的总体方法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位与作用的整体研究，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各个国家之间因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也日益密切，全世界各民族都已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巨流。在这种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研究，采取总体方法，把它纳入世界经济整体发展的规律与运行机制中尤为重要和必要。
五、新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新课题
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总要改变其存在的形式。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获得了重大进展，先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后又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等一系列崭新的科学理论；同时一大批新技术如控制技术、电子技术、核技术、遗传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当代新科技革命。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诸如当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兴的科技成果的大量涌现为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新课题等问题作了阐述。
1.当代科学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
随着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人类科学知识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及科学哲学问题，并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各种物理现象" 。美国学者莱恩认为，马克思确实有一种科学哲学。总之，当代科技发展中的众多的哲学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面前，其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主要有：20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50年代遗传学中的哲学与方法论问题的探讨；70年代相对论尤其是广义相对论和各种宇宙学中涉及的世界图景、时空关系等哲学问题的反思；60-70年代与控制论有关的辩证综合问题的研究；70年代兴起而且至今依然需要深入研究的人工智能中所涉及的意识与人工智能关系、思维哲学、物质决定意识的微观机制等问题的研究；新兴学科如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混沌学中的有关复杂性、时空结构、物质自组织机制、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等哲学问题的研究；系统论与辩证法关系的讨论；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在发展和应用中出现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面对上述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这其中不乏有人利用科技革命中的成果来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当然，任何以当代科技为幌子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之举都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不能无视当代科技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