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旷的确年纪大了，操持政务愈发觉得精神不济，他走之前，也在奏本上详细推荐了自己的学生们。好在朝廷这几年也涌入了不少人才，武举、科举，再加上宣庆、建宁年间隐退的老臣重出山林，至少不像两年前那么捉襟见肘。
明宣五年，大齐的发展井然有序，又透着一股紧张的味道。
六年春，吴君翊下达的第一条调令，以广州知州沈瑜有功，屡立功，调任邓州。
邓州只是个小州，按说沈瑜从广州被调到这儿来，算是降级了，可诏书后面还有一句：加太子詹事，赠银青光禄大夫。
这就不得了了。银青光禄大夫那个散官阶暂且不论，太子詹事是实职官，从三品，从来没有加给外官的先例，何况被破例的沈瑜今年不过二十三岁，甚至未到而立之年。
然而对于这纸调令朝廷内外出人意料地一致保持了沉默，就连向来爱和皇帝唱反调，最看不起越级升迁的御史台，也不例外。
究其原因，不过是沈瑜在广州的政绩，与皇上的圣恩有目共睹。
而沈瑜即使远离朝中，因他的好人缘，许多人都愿意站出来帮他说句话。
有次曾有御史弹劾沈瑜持身不正，喜好男色，援引他在广州出入某些场所，还有行首在州衙，以及他至今未娶妻等事例。接着几天，吴君翊的桌案就乱成一锅粥，一面是御史台的弹劾，剩下一大半，都是各式各样的朝臣为沈瑜辩驳的折子。
最先坐不住的是郭逸、杨锋、陈鸿鹏这批同年，老实人杨锋都在奏折里语气强硬地表示御史弹劾要有凭据。接着就是周旷的学生，沈瑜的师兄们。他们愿意以师门担保沈瑜的人品：若是教出御史口中那样的学生，他们的老师，他们，又该如何自处？最后连楚王都站出来指责御史台不要太过分。
有功劳，有圣眷，又有好人缘，甚至亲王担保，谁还没事敢招惹他呢？
而如今这样一个人被调到边境，傻子也能猜到吴君翊在做什么打算，就更不宜开口了。倒是有担忧沈瑜这文臣小身板在前线能否受得住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吴君翊已经下旨，正式册立魏王为皇太弟。吴君佐已经九岁，聪颖过人。在这几年的铺垫下，加之吴君翊的后宫依旧空荡荡的，朝臣们也接受了这一旨意。
然而紧接着，吴君翊的又一道旨意，就不那么容易被接受了：御驾亲征。
沈瑜从广州到邓州，来不及放松疲惫，就匆匆命人清点城中兵马，指点匠人打出新武器、常备火器，同时勒令将士们勤加操练，征兵待战。
吴君翊是什么意思，他太明白不过了，从明宣三年他调任广州，两三年间他们甚至没有见过一面，可这都是为了大齐，为了大齐的百姓们，也丝毫不影响二人心意相通。
如今的大齐，和一年前相比都截然不同了：火器大量造出、运输到各地，如今邓州城头都是霹雳炮，仓库里还堆了许多突□□、火雷。而各地的粮食已经不需要朝廷专门开仓赈灾。海运的银钱年年岁岁上交国库，都换成了将士们□□的骏马，挥舞的精锐，和远超兵卒份例的肉类。
吴君翊立太弟的行为，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是时候了。
沈瑜到任不久，就收到了陛下御驾将至的消息。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齐也有太/祖马上打天下的先例，可是经历了长久的太平年岁，被关在皇城里的皇帝们，早就不是马背上的天子了，尤其是英宗一朝，宠爱文人，更让朝臣有了刻板印象。以至于吴君翊提出御驾亲征，大部分人都以为是他突发奇想说胡话。
何况皇太弟吴君佐太过年少，还在学习经史，而吴君翊选定的监国，是楚王。
楚王幼时曾随如今的陛下一同学习，文韬武略都不在皇帝之下。如今皇帝御驾亲征，若有个万一，年幼的皇太弟怎敌得过正值壮年的藩王？
虽说册立皇太弟也不是特别合适，但总比叔叔继位，来的名正言顺一些。
感念于一场即将发生的动荡惨剧，大部分人都上书反对，甚至危言耸听：“陛下岂不知春秋吴楚相争？”矛头直指楚王。
吴君翊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自小跟随邓先学习骑射，锻炼身体，为的就是这一天。
虽然大部分人都反对，但也有少数人是支持或默许的态度：比如邓先。张珏起先也是反对的，不过，在亲自试了试吴君翊的身手后，他便没再说什么。
按照吴君翊的安排，这次由张珏在京中统一布局，调配粮草。邓先随他出征。这一来，是因为他与邓先有师生情分，彼此默契也远胜他人。行军打仗，将帅之间自然是越默契越好。另一方面，也是为着邓先在民间的口碑：至今，邓爷爷的名号仍然让无数鲜卑人闻风丧胆。
对于朝臣的质问，他也毫不留情地反问：“何为吴？何为楚？楚王亦是吴氏，况吴军五战五胜，直奔郢都！”
郢都是楚国都城，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的帮助下与蔡昭侯、唐成公达成协议，共同攻楚，并且战无不胜，逼得楚昭王出逃。
吴君翊援引此例，决心如何，无需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