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李隆基也吃不透安禄山，只能用恩宠加以笼络，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对方的忠诚度。那些品质恶劣之人，若具备一定的本事，就会成为有能量的小人。这种小人擅于抓住一时的机遇，能给他多大的信任，他就能酿成多大的祸端。李隆基曾经打算提拔安禄山为同平章事（宰相），遭到杨国忠的反对而作罢。唐玄宗为了试探安禄山，将其召唤到身边逗留了两个月。回范阳前夕，李隆基在望春亭为安禄山饯行，亲自斟酒三杯，安禄山每饮一杯，必举杯环视四周，然后痛饮，以示荣宠，饮罢三杯，叩头谢恩。
3.转折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二月，整个长安城笼罩于一片萧瑟之中。京都的冬天总是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儿勃勃的生命力，偶尔见着太阳，也总是隔着厚厚的帘幕，树上未落的叶子有气无力的挂在树梢。按照惯例，皇室成员每年都要于冬日极寒到来之际，移往华清宫（今陕西西安南骊山上）避寒。
玄宗皇帝李隆基带着贵妃杨玉环以及跟贵妃有关的诸杨，一路上席天卷地。京郊的老百姓早已失去了对奢华的排场的新鲜感，皇家的威仪与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目光里甚至流露出厌恶与嘲讽。盛世背后，已潜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唐朝赖以富强的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大豪商大量兼并。大批农民陷入了失田失业、破产流离的绝境。大地主兼并垄断土地，使经济恶性膨胀。到玄宗执政后期，这种以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的经济完全主宰了国家经济命脉，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悬殊，而贫富差距又激化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这时候的李隆基也不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处事果决的临淄王，与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圣君明主有了很大的距离。时间对于世人来说就是一把无情刀，不论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皇亲贵族。在时间的转换中，一切繁华终将归于平淡。对于帝国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并不在乎今天的城头又插上了谁的王旗，他们在乎的只是生存所需要的现实利益。
宰相专权误国，边将包藏祸心，帝国的政治体制就像是舟行半途，前半程马力十足，等到半途已过，帝国机器运转受困陷入难以自拔的历史旋涡中，随时有被风浪吞没的可能。朝廷可以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却不能与它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
唐朝经过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后，天下户口由开国初年的三十八万余户，发展到八百九十一万余户。在农业社会，户口多少就代表着生产力的高低和国力的强弱，李唐王朝此时经济实力达到了顶峰。帝国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则随着国势强弱不断变化。唐高宗李治时达到最大，国境东尽日本海、西至咸海、南抵越南、北越贝加尔湖，幅员纵横皆过万里。国家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是农耕经济区，边疆地区则是游牧经济区，所以在行政制度上也必须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