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消费型享乐的艺术领域，并没有响起迈向新时代的强有力的脚步声，但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中却明确显示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前章已经谈到，在作为正统理论主宰思想界的儒学内部，儒学本身的权威受到否定，出现了探寻符合日本现实道路的思想。这种倾向，使得在这一时代中所形成的与儒学完全不同系列的两门新学科完成了体系建设，由此拓展了拘泥于将中国古典的理论思想视为最高权威的儒学时代所无法拓展的视野。其中一门学科是国学，另一门则是兰学或西洋学。
国学，是元禄时代的契冲提出来的，他试图从国语学的角度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展开研究。荷田春满又加上了通过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来阐明古代之道的思想性内容，经过贺茂真渊到本居宣长，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学术性上都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尤其是宣长，耗时三十余年，于1798年（宽政十年）完成了《古事记》的注释—《古事记传》，该著作作为对日本古典的缜密的实证性研究，时至今日也仍然是《古事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力作，有着极高学术价值，再加上盲人学者塙保己一汇集众多日本古代典籍校订编辑的《群书类丛》五百三十卷，堪称国学家建立的最大功绩。
通过从文献学角度理解日本古典来探索“古道“的国学方法论中，留下了深受徂徕学派古文词学研究方法启示的痕迹，徂徕学派试图通过研究儒教经典阐明孔子、孟子的古义。但在徂徕学派那里，将中国圣人的教说奉为绝对权威，而国学则相反，称颂从日本的古典中抽象出的日本古代之道是至高的理想，为了探求未被中国思想、佛教思想—用国学家的国语来说就是“唐心““佛心“—扭曲以前的纯粹的日本古道，他们在古典的研究上倾注了全力。
上述的方法，意味着以颠覆徂徕学中国崇拜的形式高歌日本中心主义。与儒教思辨性道学理论同质的思想，和实证性学术研究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能说完全脱离了儒教的思维方式。他们攻击儒学家不了解脚底下的日本，只会一味地依附于中国的古典，极力强调研究日本古典的必要性，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不正视日本的现实历史，只将眼光放在古代经典上，这也是直接承袭了案头学问儒教之局限性的结果。
从这一点上来看，国学还存在着无法脱离封建学术理论桎梏的一面，但是，它排斥前代以来学术研究上的通病—即对大师的学说囫囵吞枣，宣扬比起追求大师的学说，更应该追求真理，极力倡导自由讨论研究的精神，并且与儒教站在道德立场判断一切的行为相反，它主张事实真相比只停留在文字上的道德更重要，这一切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