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例均局限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的领域中。在封建学术理论牢牢统治着人的思想的时代，学习与日本社会结构迥异的欧洲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统治阶级积极采用洋学，也仅限于用以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不用说他们处心积虑地排除了有可能引发对封建体制批判乃至怀疑的内容。到了幕末，在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外交问题显得更重要以后，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更加竭尽全力地引进洋学及其技术，但是这些也都集中在能对强化军事力量发挥作用的军事科学上，恰好说明了上述这一点。
1850年（嘉永三年）锅岛藩设计反射炉制造大炮，稍后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创建精炼厂，开始了军事机械的制造。开港后，萨摩藩在英国的援助下开设了机械纺织工厂，幕府也在法国的帮助下在横须贺建造了造船厂，这些事例都显示出接受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特殊性。
幕府于1857年（安政四年）创立“蕃书调所“（后改名为“开成所“），这是官方开设的研究、教授西方科学的机构，它作为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在日本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里研究、教授的诸多学科，都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军事目的。甚至一眼看来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画课程，也是为了学习作为军事科学基础的制图技术而开设的。将洋学的历史作用看作仅是服务于重新强化封建体制虽说有些片面，但也无法否认有这一侧面。
不过，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即通过学习洋学，日本人极大开拓了观察世界的视野。工藤平助撰写《赤虾夷风说考》，提出开展与俄国贸易的方案，田沼意次按照这一意见开始开拓虾夷地；本多利明执笔《西域物语》一书，主张通过建造巨轮、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展开贸易交往使国家富强起来，正如从这些观点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封闭在狭小的日本死守锁国政策是多么愚蠢，而离开洋学拓展了世界认识这一背景，这种意识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来自欧美列强的压力出现之前，统治者们所做的就是贪睡在锁国的温床上，哪怕只是多一天也好。林子平撰写了《海国兵谈》一书，预言西方各国将要进入日本，对此敲响警钟，但他被冠以扰乱人心的罪名受到处罚，统治者要做的只是极力防止人民睁开眼睛认清世界形势。兰学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举办取名为“尚齿会“的聚会，交流知识。相当通晓西方社会的他们，批评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是错误的行为，华山执笔撰写《慎机论》、长英执笔撰写《梦物语》，各自陈述批评意见，结果他们都遭到了幕府的处罚。所谓“蛮社之狱“就是指的这一事件，可以说洋学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新思想而发出的萌芽，就这样被摘除了。
在那之后，西周赴荷兰留学，学习康德等德国哲学；加藤弘之在蕃书调所的藏书中觅得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引发了兴趣，他从中了解了议会政治的长处；福泽谕吉奔赴欧洲，发现西方万人平等，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等级制度，对此羡慕不已。上述的事例说明，人们开始放眼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不久的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江户时代的洋学，就社会现象以及人生观的领域而言，在日本人中间传播近代精神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