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农民觉醒的背景下，幕府末期的暴动中，开始出现了着眼社会体制根本性变革对“社会改良“抱有幻想的人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治前十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探究其历史条件，可以一直回溯到幕末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这或许已经很接近历史真实了。

农村中没有如城市商人那样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但因此无视以农民为主体的珍贵文化传统的意义，则是不正确的。也许农民没有可用来消费的颓废艺术，但他们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发挥的斗争精神，不正是日本文化史上几乎唯一的民主主义运动遗产，是现代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传统吗？

文化的地域性以及社会性传播

上面已经提到，战国大名在全国各地撒网似的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其结果使得局限于京都一带的文化传播至全国。丰臣秀吉的统一使京都得以复兴，迎来了太平盛世，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京都一带的优越地位显然坚固而难以动摇。虽然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但随着镰仓以及其他东国文化的衰微，关东地区的文化氛围也变得更加淡薄。依靠商业城市—大阪的繁荣，江户时代前半期的文化以京都一带为中心展开。宗达、光悦、芭蕉、西鹤、近松，以及仁斋、仲基、契冲、春满等，只要浏览一下代表这一时代最高水准的文化功臣的出生地，便能发现他们不仅都出生于京都一带，而且除了移居江户的芭蕉之外，也都活跃在京阪地区。

江户时代到了后半期，文化中心移至江户。既是仁斋的后辈，又与仁斋一争高下而另创古学流派的徂徕，以江户为根据地倡导古文辞学，1738年（元文三年）贺茂真渊移居江户，在东部地区宣扬国学，这些都是象征文化中心移至江户的现象。文化文政时代的艺术家，山东京传（洒落本、读本的作者）、马琴、三马、一九、柳亭种彦（著名的多卷本《偐紫田舍源氏》的作者）、春水、歌麿、北斋、广重以及南北、默阿弥等人基本上都出自江户，这一点与元禄时代截然不同。

因此，到了这一时期，江户语取代长久以来作为官方语保持了其权威的关西方言而一举夺得官方语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平家物语》中有一个笑话，使用关东方言的木曾义仲被京都的公家贵族嘲笑为乡巴佬。而《浮世澡堂》中的故事说，说江户话的女人和说关西话的女人发生口角，结果，前者用关东方言说的“走者、回家去者“是“走咯、回家咯“[65]的老式说法，被当成优雅的语言，于是她胜利归来。这些妙趣横生的故事，可以说象征数百年来文化落后的关东地区今天终于成为文化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