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关中：有关空间的命题“。此章着重梳理了安史之乱及其后京西北八镇的形成过程，长安、洛阳两京之间三个据点（河阳、陕、潼关）的兴起，和神策军的兴起及对关中兵力的填充。就朔方军而言，作者认为，前辈学者对朔方军的研究，或“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第115页），或即便整体考察京西北八镇，“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第116页）。亦即，作者认为早期朔方军和后期的京西北八镇，这两者之间进行转换的“动态过程“（第117页）未能被学者予以揭示。虽然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各位学者文章所要讨论的重心分不开，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差异，决定了所研究的内容之不同。但作者所选取的这一视角，确实能够从她的角度来揭示这样一种因党项、吐蕃的入侵而设置京西北八镇的动态过程。就长安、洛阳之间三个据点而言，这三个据点在安史之乱期间显示出的重要战略位置，日后逐渐发展为河阳、陕虢、同华三个藩镇，成为唐廷与河北割据藩镇之间沟通的一个中间地带。具体而言，河阳为守卫洛阳的前线，陕虢有“藩垣二京“（第205页）的作用，同华则不久即分为两个只领一州的“非完全节镇“（第207页），以保证关中东大门的畅通。就神策军而言，其因为涉及中晚唐禁军的形塑，乃至五代、北宋时期禁军的膨胀，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神策军在关中驻军点的分布，及其反映的唐廷对于防止吐蕃侵犯的考虑。特别是对于神策军驻地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三条并行线的揭示，颇为直观（第211页）。
第三章“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河北是燕政权安禄山（703～757，756～757年在位）、史思明（703～761，759～761年在位）的大本营，以及日后典型割据藩镇的所在地，故而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作者对此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安史之乱时期和乱后初期的河北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由于河北道范围广大，民族成分复杂，每个州境所体现的功能皆有不同，所以作者多次划分河北地区。或以幽州为坐标，分为燕南、燕和燕北三部分，其中燕指幽州和从幽州分出来的蓟州，燕北至妫州、檀州、营州、平州、安东都护府，幽州以南的其他地方总称为燕南（第261页）。或以是否为“边州“为标准，将燕、燕北诸州归为边州地区，将恒州、定州、易州、莫州、瀛州、沧州归入次边州地区，再往南则为河北南部地区（第267页）。这两种不同角度的划分，为作者进一步对安史之乱期间河北地区军政动向进行分析提供了基础。即经过作者的梳理，安禄山军团主要来源于边州地区的蕃人（第271～274页），而普遍设置团结兵的燕南诸州相对而言不受安禄山军团控制（第274～278页），故而造成安史之乱初期河北地区朝叛之间激烈的冲突。之后，作者更进一步梳理了后安禄山时代的河北军政动向，特别是揭示史思明利用礼仪手段努力整合已经散布于河北各地，且具有离心倾向的各路叛军（第286～288页）。不过这种努力并未能够在史朝义（？～763，761～763在位）时期得到持续，最终也因史朝义的失败，以及各地不同将领的向背，河北地区在名义上回到唐廷统治之后，分裂为不同的藩镇。在梳理了河北藩镇成立史的基础上，作者才进一步探讨这些藩镇的后续性格特征之奠定情况。当然，由于对之后河朔藩镇的研究，学界已有许多精湛的分析，故而作者沿袭较多。值得重视的发明则是在渡边孝的基础上，对“安史旧部型藩镇“和“新兴的地域型藩镇“这两类藩镇形态的进一步区分，颇有说服力（第328～335页）。
第四章“江淮：新旧交替的舞台“。安史之乱爆发于北方，主要战场也局限于北方，但不可避免会引起北方人士南下避乱，以及唐廷出于经济的需求想要极力确保南方的安定。因此，无论南北，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李书第四章即讨论了南方地区在安史之乱期间和之后的历史中，所呈现出的一些历史面相。首先是永王璘（720？～757）事件，作者从永王璘南下赴镇途中与地方士人的交往入手，讨论了在唐玄宗尚在蜀地，唐肃宗已然即位于灵武之际，各方人士的政治动向。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通过对各类诏令颁布时间的质疑，以及所颁布诏令本身之真伪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肃宗通过篡改史料来塑造自己合法性（第393～398页）。永王璘事件，实际上可以视作唐廷不欲将与安史旧部之间的妥协手段（设置藩镇）用在江淮地区。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财运的畅通，避免藩镇跋扈造成影响财政收入。随后，作者先后讨论了刘展（？～761）之乱、韩滉（723～787）“骋志“（第485页）和李锜（741～807）叛乱三次事件。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对三次事件始末的揭示，论述了唐廷不欲在南方地区纵容类似北方节度使体制的意愿，即致力于将“节度使体制“转化为“观察使体制“，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至于此章最后一节对松井秀一所谓“平静期“（第523页）的探讨，其核心在于揭示土豪层的兴起及其对唐末五代南方历史的影响。
以上四章内容之后，作者以“藩镇时代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代结语“，揭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意义。目前学界对于中晚唐五代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不过虽然最早在民国时期即有于鹤年对“藩镇“意义的提示，[7]但至今对藩镇的研究重中晚唐，轻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