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二者都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但作用方式是不同的。权力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主动的，她们不甘于做权力的配角。炽烈的权力之火烘烤着她们，她们用区别于男性的手段取得了不加限制的广大权力，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实现个人的理想。纯粹美丽的女性，对历史的影响是被动的，对权力需索也是被动的，她们是大时代背景下的权力玩偶。她们没有权欲，也不想参与政治，更没有权力资本去伤害国家民族，她们引发的政治悲剧并不是她们造成的，而是和她们有特殊关系的男人造成的，她们是时代的弃儿，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

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至京师，李隆基还天真地以为这是对方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恶禄山者诈为之）。在此之前，杨国忠一口咬定安禄山起兵造反是早晚的事。作为警醒帝王的谏言，这句话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问题。可是作为宰相的杨国忠既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又满世界散布言论，这种做法是极具风险性的。

安禄山真正造反的消息传至长安，杨国忠长出了一口气，就好像一个赌徒终于压中了宝。杨国忠得知安禄山发动叛变时，还得意地说：“现在造反的仅仅是安禄山及少数几个人，他手下的将士都不想反叛，所以不到十多天，安禄山的首级必定会通过驿站传送到京城。“可见杨国忠之所以敢逼安禄山造反，是因为估计安禄山得不到大多数的支持。这种想法可以说是正常的，毕竟这么多年帝国并没有亏待东北的边防军。那些边防将士没有必要跟安禄山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作为朝廷大员的杨国忠只顾争权夺势，并不关心时局大政的走势，可以说是整个帝国的悲哀。

渔阳烽火汹汹，九重城阙将要升起更大的烟尘。处于风云动荡中的帝国臣民期待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李隆基、那个开创了大唐盛世的英明天子，期待他在紧急关头再次力挽狂澜。然而，当了近半个世纪的太平天子，风光无限的唐明皇已经一去不复返。

安禄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边疆守将，那些奏称他有不臣之心的人，都被唐玄宗交由他自行处理。其实李隆基的笼络手段和过度信任，又何尝不是一种心虚的表现。这种心虚来自对帝国军队实力的不自信。在玄宗以前，武官的选任权力集中在朝廷，兵部负责中低级武官选任，宰相负责高级武官选任。朝廷通过对武官的选任，牢牢控制住了军队。而玄宗朝，武官选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远在边疆戍守作战的将士不可能亲自跑到长安，让兵部进行选任，朝廷不得不把对中下级武官的选任权力下放到节度使手上。节度使可以利用对属下军官选任的权力，乘机扩张其政治权力。

而玄宗因军事需要改革兵制，让节度使在当地招募士兵，施行长任兵制。而长任兵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职业兵、兵员子弟可以世袭，而家口也常驻边地。这样一种军事制度加上节度使选任武官的权力，就可以使节度使与边将之间形成利益集团，从而削弱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军队武官的选任在节度使手中，而不在朝廷手中，武官自然会与节度使拥有共同的利益，而军队的士兵家乡都在边地不在内地，反叛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安禄山久任节度使，使他可以通过以上制度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安禄山反叛并不是少数野心家的谋反，而是得到了整个军队的支持。